中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生活在意大利的华人达32.1万人。其中，每5人中就有一人是商人。华人企业数量位居意大利移民企业之首，达到了66050家。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发现，他们现在穿的是中国人做的衣服，用的是中国人卖的东西。中国人移民意大利迄今已有30年。
沿着保罗萨比大街一路向南，十几分钟能到米兰市核心商业街，再走几步，就是著名的米兰大教堂。不过，李群来在意大利十几年，很少走到那儿。他的活动范围，通常只到保罗萨比大街尽头的“文化公园”——那里是李群来创办的“龙甲中文学校”固定教学点，附近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大多是他的学生。
保罗萨比大街是著名的米兰华人街。但是，在意大利没人管这里叫“中国城”，这里没有牌坊，没有“龙”开头的地名，也没有政府“中国城”的官方认证，街道上匆匆走过和在咖啡馆喝着浓缩咖啡的都是“老外”。不过，透过玻璃门，往街道上华人服装零售店内望去，则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只穿着短裤的父亲坐在一堆套着塑料袋的服装中埋头清货；妻子在将菜倒入锅中，临时炉灶的火焰“噌”地一声往上蹿；孩子跪在地上，将手撑在板凳上做作业……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廉价服装中转站。超过400间华人服装店铺，像是一个个的孤岛，和意大利主流世界看似脱离，却又紧紧相连。
意大利女孩莎莎和朋友们从市区逛街回来，下车的地点就在文化公园门口。自爷爷那辈起，莎莎的家族就住在保罗萨比大街。从迎来第一个中国移民，到如今每走两步都会看到中国商铺，保罗萨比大街只用了不到30年。
三十年几乎和中国移民登陆意大利的历史一样长。三十年的时光，却始终难以完全消除中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隔阂。
“我们都有悠久的历史，越久历史的国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就越根深蒂固。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很固执。”意大利咖啡品牌Illy的掌门人Andrea Illy说。
要让中国人习惯喝咖啡，意大利人习惯喝茶，中国和意大利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节约”让意大利人爱上华人街
保罗萨比大街上的“老外”有两种：一种很喜欢中国文化、适应和中国人“共生”的生活状态；另一种，是要留下和中国人“死磕”到底的顽固派。
李群来微胖，也有些秃顶，身上穿的是华人街几欧元一件的衬衫。但他却是保罗萨比大街上最受人尊重的人——不足一公里的保罗萨比大街，李群来可以逛上两个小时。和他打招呼的，大多是开店的温州老板，他们的子女或孙辈，大多在李群来的龙甲学校学中文。
现在，在保罗萨比大街保留下来的意大利人店铺，只剩下一家酒吧、一家肉菜铺和一家杂货店——这里80%以上的商铺都已被温州人盘下。
对李群来来说，保罗萨比大街上的“老外”有两种：一种很喜欢中国文化、适应和中国人“共生”的生活状态；另一种，是要留下和中国人“死磕”到底的顽固派。
极其传统的意大利生活。下楼后，她逛“百顺”“兴和”“侨鑫”等华人服装店，去川菜馆吃饭，穿中国鞋戴中国表，甚至会去中国人开的奶茶店，点上一杯饮料。
但作为出生和成长在华人街的意大利人，莎莎逐渐发现自己融入任何一种文化都困难重重：她身上穿着的“中式风格”灯笼裤来自华人街，只要六欧元一条，但她的意大利朋友们惊叹之余，也只会用手摸摸——她们从来不会来华人街吃饭逛街。而一些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面对意大利人总摆着一幅扑克脸。莎莎说：“他们非常抱团，也很闭塞。”
在保罗萨比大街，楼上的意大利人和楼下的中国人，被区隔成了两个世界。他们彼此靠得很近，却也离得很远。
意大利法律规定，两个相同类型店铺之间距离不能小于150米。但在保罗萨比大街，贩卖一模一样服装的店铺一间连着一间。这让追求“精品”的意大利人很不解：同样性质的店铺同时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
而在保罗萨比大街的中国人看来，将商铺集中在一起的习惯已经延续很长时间。在温州，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将“团结就是力量”的生意法则演绎到了极致。
莎莎常去的奶茶店，是平均每天能卖出150杯奶茶的小店，80%以上的顾客都是意大利人。中国商人忙于工作，平时很少有时间喝上一杯奶茶——在街对面的麦当劳中，反而能看到更多中国人。
不过，在意大利和莎莎一样希望努力尽量“靠近”华人街的人还有很多。来自西西里岛的皮埃尔习惯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出门，再配上他花白的头发和浅色西装，活脱脱就是电影《教父》里面的意大利黑手党。
皮埃尔每周都去一位姓王的中国医师那里做针灸，他坚信正是针灸治好了自己常年的腰痛。他也常上中国网站买西装，因为“在中国网站买东西，只要一周就邮寄到我家，而在意大利网站买需要一个月”。
放下骄傲，这是皮埃尔认为意大利人最应该做的：“现在全意大利有九万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穷人需要购买廉价的服装。不屑于买便宜的，买不起贵的，那还要不要穿衣服？”
欧洲经济持续下行，“节约”成为许多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关键词，这让更多意大利人爱上保罗萨比大街。
8月是意大利打折季的开始，保罗萨比大街上，温州人胡海燕的小店全店商品半价销售。下午四点打烊前，店里仍挤满了人，一半意大利女人，一半中国女人。胡海燕头也不抬地忙碌着，在她看来，卖东西给中国人抑或是意大利人并无区别：“是女人就会爱美。”
近两年来，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对意大利投资的急剧增加，商业利益迫使更多意大利人开始了解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
罗马人卡劳迪奥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至今仍然和意大利左派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意大利内阁多个部长的座上宾。“中国人用美国产品，但我最喜欢中国产品。”他拿出手上的华为手机，晃了晃：“中国人追求时尚、快节奏，但你们不知道，中国华为的品质不比苹果差。”
了解总是相互的。现在，在欧洲轻纺之都普拉托办厂的温州商人们也吃起了意大利餐。当地最好的意大利餐厅，已被温州人从意大利老板手中盘下。每天，商人们都能在意大利餐厅肆意“亲亲”（意大利语祝酒词）。
中国式生活渗入意大利，意大利商人也希望用自己的产品“改造”中国人。意大利老牌咖啡品牌Illy在上海设立“咖啡大学”，希望中国人抛弃星巴克，领略到意大利浓缩咖啡的优雅。
“文化的转变，是从你的穿着、饮食习惯开始的，是一步步来的。”Illy咖啡总裁Andrea Illy说。但他并不确定，是否自己会先被改变。
意大利品牌中国造
在只能容纳十几人同时工作的车间里，温州人胡希茂生产的却是世界上最高端的服装——米兰时装周上Prada、Gucci等高级定制服装，大多出自他的手。
对于来意大利之前在中国的生活记忆，李群来已经有些模糊。他曾是河南一所公立学校的语文老师，因为不希望重复“老师出国变老板”的“定律”，在保罗萨比大街开设了这所中文学校。
学校在保罗比萨大街上一栋四层小楼中，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楼，就进入了一个纯粹的中国式课堂。墙上贴的是中文，“一二三，坐端正”是课堂上的口号。在上课之余，在这里学中文的孩子们大多是在杂货店里和爸妈学做生意。
杂货店老板张松波的两个孙子，都在龙甲学校读书。张松波也是温州人，1996年刚来意大利卖的第一件东西是雨伞。现在，他已经拥有超过1000平米的店铺。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发现，他们现在穿的是中国人做的衣服，用的是中国人卖的东西。
在米兰、罗马等城市，华人杂货店已经成为意大利人生活的一部分。罗马街头，每隔十几米就有一间中国人开的杂货店，意大利店铺下午4点准时关门，但这些店铺会开到深夜12点以后。
张松波这样解释中国杂货店的崛起：“第一，意大利人没有中国人这么勤劳，第二，意大利人也不想跟中国人竞争，他们要逃避竞争。”
现在，年近五十的张松波和儿子、女儿两家人一起生活。在张松波的杂货店中，大到健身器材，小到包烟纸都应有尽有。不过，最令他骄傲的，是店铺一角挂满整面墙的女士丝袜“Alan Socks”——这是张松波在意大利创立的“自主品牌”。
Alan Socks的生产厂家在温州，贴牌后销售到意大利。不过，张松波即将改变自己的商业路径，他要在欧洲生产丝袜，贴上欧洲的牌子，再卖回给中国，或卖到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新的模式开展也许是不得已为之。欧洲经济不断萎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不再。张松波发现，在罗马尼亚、葡萄牙生产同样一双袜子，成本甚至低于中国浙江省。
中国的商人们也已经渐渐开始有了模糊的品牌意识。张松波将Alan socks单独放在超市的另一个区域，为的是和其他小厂家“质量差的区分开来”。他还在杂货店对面给Alan Socks专门租了一个门面，将店面装修成专卖店的样子，雇人在店里卖货——表面上看，Alan Socks专卖店和米兰市中心的名品店几乎没有区别。
在被欧洲人视为“食品链底层”的中国商人们中，许多人都做着一个隐秘的“品牌梦”。
普拉托商人陈福强的店铺被廉价女装塞得满满当当，但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他仍留存几件高档男装和皮具，上面印有自己品牌的标记“福迪卡”。一个人在办公室时，陈福强会拿出这些高端货仔细端详。
而身在米兰近郊的温州人胡希茂，所处的是另一个世界。他始终保持了对普通温州商人的疏离感，他的工厂不在普拉托，甚至不在意大利任何一条华人街。在只能容纳十几人同时工作的车间里，他生产的却是世界上最高端的服装——米兰时装周上Prada、Gucci等高级定制服装，大多出自他手。
2015年大年三十晚上，胡希茂在春节联欢晚会中看到了自己做的外套。出演《红高粱》的男星朱亚文正穿着它，唱《中华好男儿》。
胡希茂将衣服拍了下来，发了一条微信到朋友圈：“我工厂生产的服装在欧美舞台几乎每月都有出现，但在自己国家春晚的舞台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Gucci品牌，2014年10月生产的激光裁剪结合胶完成的新工艺服装。”
每年时装节前，胡希茂小小的工厂都会被各大品牌的定制时装挤得满满当当，Gucci的工艺总监甚至曾专门到这件小工厂研究某项工艺。不过，这种来访一般秘而不宣。1年40万欧元的收入让胡希茂生活无忧，代价是在时装界他将永远被藏在黑暗中：“Gucci不希望被任何人知道，他们的高级定制都是中国人生产的。”
据NHK电视台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造》统计，普拉托华人服装企业每年仅在欧洲各国的销售额已超过1100亿日元（约合58.52亿元人民币）。但胡希茂说，即使是对奢侈品牌的高级定制服装来说，“意大利制造”已经从工艺上被自己改写。
理想终究要在中国实现
胡希茂回到意大利，Gucci、Prada的高管们欣喜若狂，但他心中却充满了苦涩：“我现在给‘意大利制造’服务，但总有一天要给‘中国制造’服务。”
说到意大利华人，不能绕过的中国城市是温州。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女主角阿雨到意大利投奔舅舅，最后扎根普拉托，成为女企业家的路径，曾是一代温州移民的榜样。
对生活在意大利的新一代移民来说，改变已在渐渐显露。
每周三下午，龙甲学校的学生们都要轮流上“音乐课”，教课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留意中国学生。课上，孩子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二首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老师问：“你们知道唱的是什么吗？”孩子齐声答：“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什么？”这次，教室中一片静谧，有几个孩子犹豫着摇了摇头。
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祷告厅中，18岁的中国女孩何洁已经保持着抬头的姿势超过半个小时。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穹顶上米开朗基罗名作《创世纪》，直到有种“被震撼得差点晕过去”的感觉。
“这是我在国内学艺术，绝对不会有的体验。”何洁是许多在意大利求学的中国学生的一员。和传统温州商人相比，他们开放、包容，对未来也有更多的憧憬。
进入大学前，何洁得在意大利中部小城萨尔纳诺的语言学校古塔语言中心（Le Antiche Torri）读书，这里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意大利的中转站。和教授面对面交流，和教授一起钓鱼、爬山……这些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历过的。
但他们也得随时准备到米兰、罗马等大城市接受挑战。在古塔语言中心，一百余名学生中绝大多数学的是艺术。但在校长Dea Pellegrini看来，隔阂仍然存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宗教历史都结合在一起，这和中国的艺术完全不一样。”
除了面对课业的压力、大城市的快节奏，中国留学生们还得拥有一份能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找到工作的运气。每次新闻中播出经济低迷、欧元持续走低的报道，都会让他们增加一分对未来的忐忑。
一些学生选择了放弃。20岁的南京男孩鹏飞在保罗萨比大街的奶茶店打工已两年。他在米兰大学学习雕塑，但以后并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学的不是古典艺术，没意思，不如赚钱。”
鹏飞工作的奶茶店对面，就是李群来的龙甲中文学校。李群来的想法是，将这些温州后裔当做意大利人一样教，“他们在意大利出生、长大，上意大利学校，和意大利人做朋友。除了会说温州话以外，他们已经是个意大利人。”
杨迪熙是意大利第二代移民，如今他已是拥有意大利律师执照的见习律师，在罗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现在，他每年都回中国。在意大利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渴望冲破华人街固有的圈子。他们甚至希望能够离开经济不断下行的意大利，回到中国。
早在10年前，张松波就全家移民意大利。不过，最近他却在杭州、苏州买了房子，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在中国定居。在意大利生活工作近30年，张松波仍然无法认同意大利的家族企业，他最相信的仍旧是中国人管用的股份制管理方法：“股份制的企业是永久的，家族企业是临时的。”
对胡希茂来说，为中国奢侈品牌生产服装，是一个朝思暮想的梦。10年前他曾卖掉意大利产业，独身一人回到温州盘下一家服装厂，希望用自己的技术生产“中国奢侈品”。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胡希茂回到意大利，Gucci、Prada的高管们欣喜若狂，但他心中却充满了苦涩：“我现在给‘意大利制造’服务，但总有一天要给‘中国制造’服务。”
在胡希茂家的衣柜中，藏满了按照品牌版型而又符合自己身材的“大牌”，他给老婆设计制作的衣服“几辈子也穿不完”。像许多中国人一样，胡希茂将自己可能难以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女辈身上。
他的大女儿正利用课余时间学画设计图，每一张草图，胡希茂都视若珍宝地在微信中展示。他希望女儿将来做设计师而不是工艺师，因为中国人并不看重工艺，而设计师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保罗萨比大街，李群来最喜欢去的就是温州人蒋作院的中餐馆。蒋作院曾经是中学数学老师，移民后开了这家中餐馆。午饭时间，饭馆的生意很不错，许多意大利人在享用价格低廉的“午间套餐”时，有的会偷偷拿出老式相机，偷拍饭店中的中国人。不过，蒋作院说，那个中国人吃饭时意大利客人们偷偷拍照，中国游客们在米兰大教堂前邀请意大利人合影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蒋作院17岁的侄女蓉蓉在餐馆中忙个不停，收钱、点菜、送菜干脆利落。她在意大利出生，自认为是“在意大利长大的中国人”，平常讲得最多的是意大利语和一些英文。和许多温州华人后代一样，高中毕业后，她没有继续学业。未来，她希望能回中国去上大学。这是她内心最隐秘的梦想，这个“意二代”从未将此和每天一起在餐厅工作的舅舅和姨妈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