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曾经是被难民塑造的大陆,如何面对今天的难民危机,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在欧洲的心脏,对移民危机的情绪有一种—这些绝望的、哭泣中、半饥饿状态的叙利亚难民是一种“污染”,允许他们进入欧洲将造成可怕后果,因为欧洲已经“满了”。
这并非种族主义,对于相当长时间内生活在理性、管理主义环境下的幸运的欧洲人来说,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发挥影响力,尽管有欧盟,每个欧洲国家还视自身为一个完整独立有机体,在他们之外或者是移民国家,好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或者是极权国家,如朝鲜、古巴,还有极为贫穷的国家,如非洲各国。
这种自满的意识形态是欧洲领袖的中心世界观,他们希望欧洲不要再回到曾经的血腥和混乱。但在历史上,欧洲没有一个角落不曾被撕裂、不曾遭遇屠杀。战争影响过欧洲全体人口。在这个星球上,如果有一群人最能理解叙利亚难民当今的苦难,当属欧洲人。
看看难民们登陆的国家,如希腊以及周边南巴尔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过去100年内曾经历内战、军人政权和其他灾难。在一战前,欧洲是深度伊斯兰化的地方,只不过一切在一战之前、期间和其后完全改变。
难民们走过的塞尔维亚,是一个被两次世界大战深度蹂躏的国家,在一战中这个国家一半男性死于战争、屠杀或饥荒,后来多年这里很多地方是一片空白。而隔壁的波黑,在20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战争、种族清洗、难民营以及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拦住难民步伐的匈牙利,本身就是被难民完全重塑的国家,灾难使这个国家曾完全被难民改变、甚至创造。今天被叙利亚难民挤满的布达佩斯火车站,在1918年匈牙利战败之际曾挤满比现在多得多、从欧洲各地前来、逃避种族清洗和战后报复的难民。而他们后来都在这个国家立足了。
至于奥地利和德国,大屠杀的记忆是最恐怖的,这两个国家理所应当对难民怀有最深切的同情。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卡梅隆在接收问题上表现的差异,明显说明两个国家在一战和二战结束后5年的不同境况。
1945年,2000万欧洲难民游荡在各地寻找落脚地。之后5年,欧洲作为整体,给这些难民找到了新家,当然其中也有悲剧,就像如今正在发生的惨剧一样。
二战后欧洲迎来的移民潮比现在的规模大得多,1947年所有讲德语的人被从捷克驱逐,几周后数百万人来到德国,在废墟中建立新家。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75万难民来到法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又有数百万英裔后代从南非逃往欧洲各地定居,还有将近100万德裔在70年代从土耳其逃到西北欧。难民涌向欧洲并不是第一次,相反是经常的事。
大量迁徙人口,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最后都会适应社区,而社区也会适应他们。伤疤渐渐愈合,城市得以发展,年轻人长大并生育孩子,新的技能和天赋被发现并得以应用。
欧洲不是独立的生态,欧洲是一块被难民塑造的大陆,面对今天的难民危机,答案显而易见。
Simon Winder(《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美国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