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了高级研究员格雷汉姆（Carol Graham）的文章，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空前发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脱离贫困。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和家庭消费增长了4倍，平均寿命从1980年的67岁，增加到75.3岁。
然而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最初迅猛增长后，从1995年开始陡然下降，直到2005年才开始慢慢恢复。
这一倾向首先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幸福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估计，中国人1995年的生活满意度，从以前的年均增长8%下跌了五个百分点。
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好的或可资比较的生活满意度或精神健康统计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这正是许多转型经济体共同的问题。
“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才开始在中国搜集生活满意度数据，到1995年再次搜集。盖洛普民调机构1995年才开始在中国活动。
也在同期，中国的自杀人数和精神病患者大幅增加。1995年至1999年，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23.2人自杀，属于世界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但到2012年，中国的自杀率大幅下降到每10万人7.8人水平。但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在2007年至2012年却增加了13.4%，门诊患者增加了12.4%。
经济增长助长了不安全感和不公平，过程中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突出。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寻求新机会，但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福利架构。于是在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同时，不平等感增加了。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和家庭消费增长了4倍，平均寿命从1980年的67岁，增加到75.3岁。
然而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最初迅猛增长后，从1995年开始陡然下降，直到2005年才开始慢慢恢复。
这一倾向首先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幸福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估计，中国人1995年的生活满意度，从以前的年均增长8%下跌了五个百分点。
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好的或可资比较的生活满意度或精神健康统计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这正是许多转型经济体共同的问题。
“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才开始在中国搜集生活满意度数据，到1995年再次搜集。盖洛普民调机构1995年才开始在中国活动。
也在同期，中国的自杀人数和精神病患者大幅增加。1995年至1999年，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23.2人自杀，属于世界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但到2012年，中国的自杀率大幅下降到每10万人7.8人水平。但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在2007年至2012年却增加了13.4%，门诊患者增加了12.4%。
经济增长助长了不安全感和不公平，过程中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突出。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寻求新机会，但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福利架构。于是在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同时，不平等感增加了。
笔者在与清华大学学者合作的研究显示，中国精神健康及生活满意度呈反比关系。中国的生活满意度，通常由年龄、收入、性别、健康状态等因素构成，反映出快速转型、发展和进步中的矛盾。
城市地区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休息、睡眠不足，生活满意度比平均水平低得多。相较之下，农村地区的人、工作稳定的公务员、教育水平较低者，生活满意度高于平均水平。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者，生活满意度非常低。在经济迅速发展中缺乏安全保障感，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心理健康的情况也是如此。城市的受过教育的人，以及休息和睡眠不足的人，比农村地区受教育较少的人更感忧郁、焦虑。据报道城乡较少患病的人，往往却有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比较之下，身体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小得多。
中国经济经历多年高速发展后，可能到了聚焦公共服务的新时期：
1. 增加精神健康服务的质和量；
2. 改善工作环境、职业安全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生活素质。
生活满意度高的人，一般来说更健康，更有生产力。有心理问题的人则工作表现不佳。中国新的公共政策应集中解决这些问题，帮助人们过上更好，更快乐，更有创造性的生活，使中国走上更能承受的长期增长和发展道路。（文章摘自：温哥华港湾，作者：van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