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比较起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安全感的幸福感并不强烈。很多人都选择一个词“浮躁”来形容中国当今的都市，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精确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当今都市的风格。
在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已经非常成熟完善了。目前加拿大是世界最富裕的工业国家。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收入，控制贫富悬殊;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
加拿大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加拿大联邦实行累进税率，从16%到29%，各省的税率不同，大约在10%左右，低收入者免税。加拿大的税率比美国税率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
在加拿大，收入很高的人并不是越来越富有，税收将他们很大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了穷人。我一个女友嫁给一个专科医生，先生年薪21万，但是，他们每年交给联邦和省的税加在一起超过了8万，可以养活两个低收入家庭;富人的巨额房产，每年被征收巨额的房产税和学校税。例如，如果在皇家山拥有一座上千万的豪宅，那么，这位富豪每年为这栋房子付给政府的税收将有几十万之巨，足够救助十多户贫困家庭。
相反，穷人享受很多补贴，收入少，他们几乎不用交税，孩子每月有牛奶金，大人有住房补贴，年终退税。虽然可供支配的钱不多，但是，基本生活没有问题，全家有医疗保险，孩子教育免费。穷人虽然穷，但是穷得也开心。一位移民朋友一家三口来到加拿大，儿子一岁多，夫妻一来就上学，两人每月有助学金和贷款1500多元，加上孩子的牛奶金，有2000元，后来，女方又怀上孩子，助学金每月增加到830元，两人来了一年，没有工作一天，却存下了几千加元。当他们喜滋滋告诉我时，我说，其实，政府支出的远不止这些，学校每接受一个移民读书，都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1万元的补贴!
事实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政府在为移民扫除语言就业障碍，接受加拿大教育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财政投入。
在加拿大，虽然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加拿大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兼顾公平的倾向。
1985年以来，加拿大的贫富差距在不断下降，2002年，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为0.31，这主要归因于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措施。
加拿大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标志着加拿大进入福利国家的行列。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保障和服务可分为三种：保证最低收入的项目、减轻个人经济不安定的项目(
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除了偿还债务之外，社会保障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项目，老年保险金大约占联邦政府开支的15%，失业保险占联邦政府开支的7%，健康保险占省政府开支的25%。
我们说，目前中国大城市发展极快，从城市建筑，现代化速度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少距离，在社会福利方面，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很不健全，不久前，上海传出的社保基金案，居然连上海市最高领导人也涉案，让人感慨中国在社会保障系统管理方面的巨大漏洞!想想看，那是上海上百万穷人的活命钱!
其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政策福利上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区别的，比如，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全民公费医疗，美国有三千万人穷人买不起医疗保险，健康没有保障。
我曾经写过先天性耳聋的阿男在加拿大接受人工耳蜗手术和康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居住的蒙特利尔，阿男和母亲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刊出后引发的争论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同胞对于加拿大免费医疗制度出现的弊端表现出的愤怒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无论如何，一种不收费的全民的医疗制度比较起一种有钱才能接受医疗的制度，都是社会保障模式上最大的进步。
当然，加拿大的社会制度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端，高福利养了一批不劳而获的懒人。一位开店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店开在一个著名的穷人区，但是，生意非常好，她说，这些穷人绝大多数开领政府的福利金生活，他们往往是在上半月将政府给的钱挥霍一空，买酒、买烟，叫外卖，下半月则勒紧腰带。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全靠政府养着。很多开店的人都知道，往往富人区的店反而不赚钱，因为，富人都开车到大超市购物，而且，他们比穷人计较小店物品的价格。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也值得一提，从一个人工作交税开始，就有养老金的额度。一般来说，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到退休时，一般的养老金都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的前任房主，一个西人单身老头告诉我，他的养老金有60万，当时，卖房给我们还得了几十万万，这么多钱他一个人怎么花?
所以，在加拿大和北美，最有钱有闲的就是老人，开奔驰宝马的也多是老人。他们可以单独居住，也可以进入养老院。养老院的概念与我们国内幼年印象中凄凉的养老院的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大都建在交通方便，风景如画的地方，里面设施齐全，有各种健身房，游泳池，专业护士和餐厅。
在夏季，漫步在深劳伦斯河绿草青青的堤岸，你总可以看到岸边老人院里，有人荡秋千，有人跳舞，老人们生活得诗情画意。
说实话，当初，真正打动我，想要留下来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考虑到了未来。谁都会老，我们出生在中国六十、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的这一大批人，将是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最不堪重负的一代。我们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两个孩子将要赡养4个老人，这种社会普遍的家庭结构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没有足够充沛的劳动力来创造社会财富，老人们能否有全面的社会保障将是严峻的现实。
加拿大也存在老年化问题，但是，源源不断地青壮年移民会缓解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加拿大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解决养老问题。一般说来，只要在加拿大住满10年，65岁以后每月都有800元由政府发放的养老补贴。对于老人来说，即使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基本生活并不是问题。
城市建设和经济收入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建设的速度可以和中国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城市一跃成为国际现代化城市的模版，其现代繁华可以与纽约、东京、香港等国际大都市媲美。有人说，中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也有人说中国城市就是一块大工地，从50年代到80年代，将近40年经济停滞带给几代中国人的压抑，在90年代活跃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释放出来，10多亿人强烈的致富愿望其力量的喷发是惊人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完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几十年的发展过程。
一位1989年到法国留学，后来移民到加拿大的博士告诉我，2003年，相隔10多年后，他回到北京，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乡下人。面对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车流，他意识上有些转不过来。他说，国内城市发展的迅速让他有些目瞪口呆，甚至，曾经在北京读过几年大学的他无法找回原来母校的路。
2003年，出国前，我在上海浦东东方明珠电视塔上遇到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从小向往遥远神秘的中国，但是，他想象中的是一个苍凉、贫穷古老、落后的中国。当他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俯视着高楼林立，万家灯火的夜上海，他惊诧万分，恍若梦中，不停地说，他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中国，如此超现代化，如此摩登，与他自小想象中古老落后的中国天差地别!当时，我告诉他，他之所以如此惊诧，是因为此前他把中国想象得太差!停留在几百年前的中国。这几乎是一个普泛现象，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将中国想象得很落后，很贫穷，因此，一旦来到中国的大城市，面对中国城市林立的高楼，摩登的商场，他们往往万分惊诧，无法理喻。就像2000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上海后，回到美国后数次在联合国会议上提议，认为中国应该划入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与发达国家的人将中国落后化相反，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发达国家的城市想象得过于现代化，过于发达，以至于好多大城市的人游览发达国家后总是有所失望：国外原来也就如此!一个在我之前登陆加拿大的朋友曾经发给我一些多伦多旧房的街道，戏称这是一个大农村。事实上，除了市中心商业区的高层楼群比较有现代气息，号称加拿大最大最繁华城市的多伦多，大多数区域的民房都是年代久远、破旧的两层楼房，电线都是架在电杆上，很影响视觉美感，而中国大城市重要区域早已看不到这种景观了。对于那些想来国外寻找现代都市感的人，加拿大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于是，有的人，登陆后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了。
确实，如果光从城市建设上，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将发达国家的城市甩在了后面。即使是中国人，面对浦东夜景也会非常惊诧和激动，感叹人的创造力是多么惊人!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我几乎都去了，巴黎优雅，伦敦古典，香港繁华，但是，从气势和现代化的格局上都很难和上海媲美。
从城市建设上来说，中国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加拿大则已经是发展成熟的国家，城市发展的速度缓慢或者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我们登陆时居住的城市汉密尔顿市中区30年没有建一栋高楼;蒙特利尔市区也有23年没有建高楼了。一位来加拿大将近30年的老先生告诉我，30年前，他们来到蒙特利尔时就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由于人口少，增长缓慢，需求有限，各行各业难有大的机遇。国内过来的土木工程师们很难找到相应的专业工作，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工程开工。而在中国，上百亿的工程都有几十个。
相比中国城市的朝气蓬勃日新月异而言，加拿大的城市宁静而悠闲，更多了一种休闲的氛围。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对于大多数曾经是中国城市各行业中坚和白领的中国移民来说，在中国，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发挥余地和升迁可能。而在加拿大，在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经济体系里，城市发展趋于完善，而且，由于语言的劣势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也就是造成部分移民回流的重要原因。
所以，当国内的朋友问我，那种人最适合移民加拿大时，我的回答是，移民加拿大是否能够适应，能否喜欢，最终取决于心境，取决于你想要和希望要过的生活。如果你希望干一番大事业那应该留在中国;如果你希望一夜暴富挣很多的钱，那应该留在中国;如果你希望夜夜笙歌，灯红酒绿，呼朋唤友，美女如云;那应该留在中国;相反，如果，希望过一种安静的田园式的生活，希望远离繁复交错的人际关系，希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希望更多地接近大自然，希望更多地和家人孩子在一起，那么你适合移民加拿大。
撇开中国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来比较一下中国城市和加拿大城市白领的经济收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90年代，先生的一个大学同窗在美国一个大公司工作，一说就是年薪10万美元，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将近9倍，折成人民币，他的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出了国，才明白，10万美金收入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在加拿大。而且，那是税前，如果税后，交完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基金，每月能拿到手的也就几千了;如果供房和车，每月剩余并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收入10万，也不可能在美国过上非常潇洒的生活。
相反，对国内大公司的白领一般来说，正常工资并不多，2000年时月薪5000就算不错了，据说，现在，在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年薪10万的不少。但是，和国外相反，在中国，工资并不能代表你真正拿到手的钱，很多公司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类奖项或是补贴。一个年薪10万的人，每年实际拿到的可能有16万，甚至20万。而且，中国工资收入入税的部分少而又少。中国城市白领可以支配的收入远远大于工资帐面上的收入;而国外，可以支配的收入远远低于工资上的收入。
和谐社会和人文环境
中国许多大城市在城市建设上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方面已经领先世界了，比如商场和餐馆。上海淮海路美轮美奂的精品时装店可以与巴黎、纽约最好的时装店媲美，而各大城市装修精美，人头攒动的餐馆更是国外规模的人气都差得多的餐饮无法相比的。
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
而在发达国家和加拿大，在阶级分化依然存在的同时，社会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形成了橄榄型社会结构。庞大中产阶层的出现，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总额分成几部分：1999年，低于10000加元的占家庭总数的8.5%，在10000—19999加元之间的为17.8%，20000—29999加元之间的为17.9%，30000—39999加元之间的为15.7%，40000—49999加元之间的为12.4%，50000—74999加元之间的为17.6%，75000加元以上的为10.2%(税后)。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2002年，加拿大的人均收入为28754加元(无人挣钱的家庭的最低税后收入为15493加元，单身不挣钱的收入为9687加元)。大部分加拿大人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过着富有的生活，一般都有宽敞的住房和汽车，有一笔自由支配的收入可以用于旅游。
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
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
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
在加拿大虽然有极其富裕阶层的存在，但是，生活中我们并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刺激，社会上仇富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富人们也比较低调，从一个人的外表、穿着、行事风格上，你很难判断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
但是，在当今中国都市，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官僚和暴发户们。他们目空一切，奢侈挥霍。有一句话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类人的生存状态：除了有钱，他们一无所有。财富并没有带来这部分人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或者文明程度的提高。大陆流传着很多版本的斗富故事，其中有一则是：深圳某麦当劳餐厅出来奶奶和孙子，孙子不小心用手中的玩具划了一下门口停的宝马轿车，引来轿车司机一顿训斥，老太婆立马手机呼来一群人，手持利器的人们将汽车砸扁，司机打翻在地，然后，扔下一大箱子钱，说，别说刮一下车，老子可以将车都砸了!给你钱再买一辆!
当然，这个故事多少有些夸张，但是，却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中国暴发户们的心态。
由于庞大贫困底层人口的存在，中国国内个人和个人财产的安全远远低于加拿大。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有强烈的感受。国内大城市，几乎很少有家庭不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窗的。甚至十几层高的居民住宅也要安装。老外到中国最难于理解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将自己漂亮的家弄得像监狱一样。
登陆加拿大时，我最惊奇的也是这里大多数人家都是木头门，有些甚至是玻璃的，而且，就是皇家山上富豪人家，也没有哪家安装防盗门，甚至连围墙也没有。但是，中国的富有阶层，他们的豪宅完全可以称作是壁垒森严。我去过北京一位大学同学家，在京郊别墅区，外面是门卫三岗五哨，周围全是顶上布满碎玻璃的围墙。说实话，同学家里金碧辉煌，但是，我的感觉一点不好，感觉和进监狱差不多。我大姐家拥有一栋漂亮的别墅，便引来无数的偷窃者，不得不豢养了两条凶猛的狼犬看家，每次我去都提心吊胆，好心绪荡然无存。
登陆加拿大三年，虽然马马虎虎的习惯没变，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摸过钱包。而我的一个女友去年回温州，一个月里，逛街时三次被摸走钱包，只恨在加拿大养成了不警惕的习惯。
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中国和加拿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中国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从来讲究诗书礼仪。但是，到了近代，社会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传统儒雅的礼仪也慢慢被淡化，尤其是在当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几乎丧失了古人的礼仪和德行。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置于中国传统的亲情伦理之上，导致许多家庭亲人反目，夫妻成仇，儿女批斗父母，关于这一切，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有着深刻的反思。很多人认为，经历了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们普遍变得心不可测了，他们对于世界对于外人充满怀疑，表达问题也是拐弯抹角，从不直抒胸臆。大家都学会了符合大潮流，说自己并不赞成的空话套话假话。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我接触到的一些台湾人和香港人相对来说就比大陆人更信任人，也更容易相处一些。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解放后大陆文革的背景。
来加拿大之前，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了18年书，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政治学习，全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大话，其实，那些系主任书记人也不错，但是，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中已经潜移默化了，知道当官必须这样，学习中央文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已经不习惯，也懒得自己去思考了。久而久之，他们丧失了人最可宝贵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了上传下达的传声筒，我记得，大学毕业时我的论文题目就叫《试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异化》，在查寻资料和思考中，我最初触摸到了在中国普泛存在的政治对于普通人人格异化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更是人心不古，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人们在利益的驱逐下，丢弃了传统的美德。90年代蔓延全国的多起传销大案，将中国最后一层亲情和熟人之间的信任也打破了。
有专家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商业信用危机、公共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
我们来看一些大家都会非常熟悉也许曾经经历的情景。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明了一种能力在中国人中间的丧失，那就是信任，尤其是对于陌生人的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也是目前中国社会让人最不愉快的地方。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特殊的充满着怀疑的社会人际氛围。
母亲一直血压高，我在SOHU首页上发现了一种可以治理高血压的特效药，三个疗程下来只需要2500元人民币。研制者和销售者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大。我网上刚刚订完，告诉家里，没想到，母亲和姐姐一听都坚决反对我购买，他们说“绝对是骗子!”
我说，别人是国家级的新药，有批号，有证书，有那么多治疗事例怎么可能是骗子，如果国家军医大都是骗子，那还有谁可以相信？再说，即使没有什么效果，也就2500元，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说服不了母亲，而且，她说，即使寄来，她也拒绝服用。
母亲和姐姐都说，你出国几年，不知道，现在中国社会风气败坏，到处都是骗子，一不小心就上当，网上的东西更是不可信任!
本来想给母亲尽一点孝心，结果，闹得很不愉快，至今，我都无法判断，到底是我太轻信还是她们太多疑。（本文摘自：搜狐，作者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