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形成了第三波移民潮现象。其背景是各国均受危机之困，经济出现倒退或者增长放缓，而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形势则相对较好，但却意外出现了企业家移民迅猛增长的情况。
一、企业家移民基本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了变化，很多是新生富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这被许多人称为是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报告披露，2005至2010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
报告显示，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中，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在身份上，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中青年人士。
二、企业家移民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1、企业家移民数量显著增加
据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有关方面统计，2009～2010年，中国移民海外的总人数再创新高。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移民潮不同，而这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商业移民为主。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为企业主或高管，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
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75%。截至2011年11月，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中国人占到62%左右；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一年时间内，澳洲各类投资移民中国人约占17.5%。
2、移民企业家财富水平显著提升
当移民越来越多时，流向海外的人才与钱财也越来越多。2008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移民形成一个高潮，流出的财富也更为可观。据美国《世界日报》2010年8月30日文章，仅2007年以来，中国富豪企业家移民潮就带走170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
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群体）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过70%。
3、西方国家是企业家移民首选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移民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表示欲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人约2200万，高居世界之首。
4、“灰色”移民方式盛行
据多家移民公司中介透露，中介“转人”和地下钱庄“转钱”属于移民的两条线。移民中介名义上只负责代理代办移民手续、处理文件，协助处理少部分资产的转移，并帮助移民者合理避税。
一方面中介公司可以作为机构分担一部分结汇需求，另一方面中介机构也会让移民者将钱款分拆汇出。“比如美国投资移民汇50万美元，可以让10个亲朋好友帮忙，一人汇5万元，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没风险又简单。”另外通过地下钱庄等路径将财富转移，或者在当地开办公司也绝对是“可操作的”。
义乌老板透露，一条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移民链条早已经在浙江存在多时。用实业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用从银行带来的钱组团海外购置房产，再通过可以逃脱进出口核销的预付款及离岸公司佣金等科目转移部分资金，如今很多的义乌老板名下基本都已是空壳子。
如果想办理移民并进行海外投资，加拿大和中国都存在一定的监管，但是这些障碍通过移民中介做假材料，就可以简单跨越。该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有专门的人员为客户登记各种材料，移民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非常多，因为经验丰富，他们知道如何填写，哪些材料可以作假，能够规避移民机构的审查。因此被叫做“做材料”。
以这种方式办理移民手续，大量来源不明的资产被转移到国外。
5、“裸商”成为普遍现象
“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媒体将此称为“裸商”。
和传统的移民定居海外不同，真正想永远待在国外的企业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富裕人群的家庭和事业的重心仍在国内。80%以上的移民仍在国内生活发展，绿卡身份更像是自己的一种储备资产。以加拿大为例，去了那里的中国企业家留在那里开拓事业怎么算也不足8%，大多数老板都是在拿了绿卡或取得外国国籍后回国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
三、国内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移民海外会遭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如移民国外后，交往圈较国内有限、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按美国纳税政策，无论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论居住在哪，必须按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因此移民者必须事先做好财产规划；有些国家的条件较苛刻，要求新移民每年须累计有半年时间生活在那里，因此移民者必须做出足够详细的事业规划；长时间居住在国外，便无法继续按照传统方式管控在中国国内的财富；好不容易积攒的声誉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遭到损伤等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还是乐此不彼、争相选择“跑路”国外？
从国内角度看：
1、企业家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容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信心普遍不足，内在的危机感促使他们移民国外这是核心原因，是企业家移民的最重要动机，也是用来解释中国企业家移民“畸形”现状的最合理的解释。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可见在社会主义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必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某种制约，并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扰。由于根据目前的理论，社会主义性质本身要求公有制必须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从长远来看，一旦民营经济发展到超越公有制经济的临界点上，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是个很大的问号。正因如此，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抱有深刻忧惧，担心“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比如山西煤改中，以“宏观调控”名义推动的“国进民退”，使得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在新政策之下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资遭受损失；担心有朝一日自己辛苦打拼获得的财产被强行剥夺，瞬间化为乌有，或者要不断为“共富”目标“出血”，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失去竞争力，因此缺乏安全感。山西籍民营企业家卫宪法，一个靠自学而在中国铝矾土行业小有名气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积累身价上亿。数年前，遭当地民政局官员非法拘禁后致企业易主，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释放这种压力，对他们来说，移民到那些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私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无疑是个好选择。
2、国家政策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以及广泛的权力寻租，都使一些企业家对现存商业环境失去信心，从而通过移民获得“超国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
政企分开、依法治企，是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两个重要保障。但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中，法制不健全、权力大于法、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税收过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恶化了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对他们寻求移民摆脱相对于国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起到了重要诱导作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才不会被“拐跑”。此外，腐败现象的蔓延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构成了中国企业家“原罪”的一部分，并成为部分企业家“马失前蹄”的“杀手锏”。
第一个方面，“裸商”彭林的经历颇能说明问题。2010年，彭林最终决定移民加拿大。导火索是，他的一块价值过亿元的土地，被当地有势力的高利贷公司看上。高利贷公司通过伪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诉彭林，要求彭林偿还借款，法院判彭林败诉，并且迅速以低价将地块拍卖给一家与该高利贷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上诉、找媒体曝光，一切都无济于事，换来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失望、失眠、痛苦、焦虑之下，彭林选择移民到华人较多的新加坡，并尽可能地把闲钱转移到新加坡，免得这些钱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归零。
又比如面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企业家群体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第二个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融资的种种政策障碍和审批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移民。虽然花费不菲，但企业家国籍变更后，“出口转内销”，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岛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下，中国资本输出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中国已经到了商品和资本两条腿走出去的时候。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都既是商品出口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资本输出的一个最重要形式，无疑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却存在诸多限制。一是由于资本账户下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直接投资方面的审批政策不断放松，但仍存在不少限制，而金融投资则受到严格管理。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需要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在时间上、获批性上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中国资本急需在全球寻求投资机会，而上述两个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境外寻求投资的机会，造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移民来规避限制。如果制度不改变，随着中国资本输出的需求日益增强，企业家移民的人数也将日益增加。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中，比较有名的善终的少，如云南烟王褚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长虹倪瑞峰、国美黄光裕等身陷囹圄，他们都是中了钱权交易的标倒下的。
3、企业家地位尴尬，在国家体制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因此个人权益缺乏保障的渠道和机制，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
到目前为止，民营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从1992年到1998年为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8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确立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民营经济才获得了正式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与他们的经济贡献相比拟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并未赢得相应的待遇。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与他们的经济贡献严重不一致。他们缴纳高额税收，却体验不到纳税人的权利和尊荣，同样在国家体制内也没有和他们的经济上的影响匹配的话语权，相反，他们必须依附于体制中的权力享有者，从中获得“保护”，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和他们的关系。为了在体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一定的话语权及政治资源，他们争相寻求进入人大或者政协。
4、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他们幸福感的“阙如”，而缺乏创新和个性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也使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充满忧心，因此寻求移民，为将来养老做准备，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也为了孩子美好的将来
中国与西方在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以及教育品质方面的差距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他们往往在进行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将目标指向移民。这是中国企业家移民现象日益普遍原因的重要方面。
对于部分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而言，移民的益处远远胜过留学，最明显的就是，相比较与国际留学生，移民和公民的子女上大学所需的学费只是国际留学生的1/5。许多人选择移民的最初愿望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接受国际化教育和先进理念。许多家长虽然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是，尤其考虑到毕业后的工作和发展，因此，还是选择了办理移民，让孩子在毕业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可以自由决定留在国外发展。所以，这成了现在移民家庭的普遍共识。
5、中国护照在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具“免签”待遇，导致企业家的商旅活动很不方便，影响了国际间经济合作，因此移民以获得西方国家护照，便利出行
有关中国护照，有一个故事能说明问题。知名学者于建嵘教授赴英开会，申请签证除了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外，还要求出示户口本，于建嵘一怒之下取消了行程。
中国护照被视为全球含金量最低的护照之一，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倒数第三，仅强于朝鲜和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免签国有135个，中国台湾免签国有124个，而中国护照免签入境国家寥寥无几，其中14个还在非洲。去港澳要通行证，多待一天就会被驱逐。
因此，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性。
除此之外，期待没有因贫富差距导致的“仇富心态”氛围、为依靠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寻找“出路”也是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的因素之一。企业家考虑和决定移民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诸多原因的叠加。
从国外角度看：
1、各国普遍实行了更加积极灵活的移民政策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特别是西方普遍将吸引优质移民当作提振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措施，针对投资移民，普遍实施了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和富有弹性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为了挽救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把投资移民政策变得更宽松。根据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要求，其对于投资人条件的要求相当宽松，不需要有任何商业背景、学历以及英语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其投资款来源合法即可。而且此资金不限定必须通过自己努力经营所赚得，亦可经由继承或赠与所得。其核心条件是：投资者必须在美投资50万或100万美元，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工作机会。50万美元就可以投资美国大型地产项目，而且可以实现移民，这对于一些中小投资者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已经形成冲击力。
不仅是移民愿望，最新的美国投资移民数据也证实了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美国EB-5类（即投资移民类）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从上一财年的1443人骤增至4218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增长最为迅猛，多达1979人，成为美国投资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家。
其实海外投资移民政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过直到2007年，只有270名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161人获得批准。但其后移民变得火爆起来。2011年的申请者和获批者分别为2969人和934人，与2007年相比，不到4年申请者增长约10倍。与此现象相仿的，10年前，我们的签证通过率只有约30%，而现在拒签率都不到30%。在危机背景下，美国寻求资本市场出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发展体，就成了他们的重要突破点。
再比如，2011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放宽投资移民政策，新政除保留此前的100万英镑投资、5年后转永居项目外，又新开通500万英镑投资、3年后转永居和1000万英镑投资、2年后转永居两个加速投资移民项目，同时将居住要求由过去的9个月缩至6个月。
7月25日开始，新西兰投资移民开始可以投资到以前受到限制的住宅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新加坡，现在也在加大绿卡的推广力度。同时，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还出台了关于“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的考核准则。该政策作为“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的补充文件，旨在吸引全球人才，并首次放宽了申请对象范围：无创业与经商背景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亦可申请该项目。
2、西方优良的制度、社会、文化因素的吸引
在西方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外，西方民主制度、宽容的社会氛围、广泛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因素，都是中国企业家寻求移民的重要原因。
美国为什么会成为最吸引中国移民的国家？《福布斯》杂志2011年九月刊文解释，美国良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居民申请移民该国。中国富人正是那些有能力“以脚投票”，在外人看来“去国外享受高福利”的群体，其中多数是企业家。
